盧梭追求絕對的真實，把自己的缺點和過錯完全暴露出來，最直接的動機和意圖，顯然是要闡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惡的社會環境卻使人變壞。他現身說法，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環境充滿柔情，古代曆史人物又給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來可以聽從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鄉、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間，在我所喜愛的工作中，在稱心如意的交際中，平平靜靜、安安逸逸地度過自己的一生。我將會成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長、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勞動者。”但社會環境的惡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卻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至在這寫自傳的晚年還有那麽多揪心的悔恨。他特別指出了社會不平等的危害，在這裏，他又一次表現了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的思想，把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視為正常人性的對立麵，並力圖通過他自己的經曆，揭示出這種不平等對人性的摧殘和歪曲。他是如何“從崇高的英雄主義墮落為卑鄙的市並無賴”呢？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強者”的“暴虐專橫”，“摧殘了我那溫柔多情、天真活潑的性格”，並“使我染上自己痛恨的一些惡習，諸如撒謊、怠惰、偷竊等等”。以偷竊而言，它就是社會不平等在盧梭身上造成的惡果。盧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人是處於一種“平等、無憂無慮的狀態”中，“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滿足的話”，那麽又怎麽會有偷竊呢？既然“作惡的強者逍遙法外，無辜的弱者遭殃，普天下皆是如此”，那末怎麽能夠製止偷竊的罪行呢？對弱者的懲罰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更激起反抗，盧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發現後經常挨打，“漸漸對挨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覺得這是抵消偷竊罪。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