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張居正》出版後，獲得過一些好評。許多同道稱讚這部小說的成功，得益於我的舊學功底。古典文學，無論小說散文，還是詩詞歌賦，對於我來講，都屬於“童子功”，在這一點我還有些自信。但是，就其小說的結構，也就是說講故事的方式而言，盡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說體，我仍要說《張居正》受到外國小說的影響頗大。有一次，我與《張居正》的責任編輯、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先生論及此事，我說在寫作《張居正》的過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作家是法國的雨果，他笑著回答說：“你如今成功了，怎麽說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訴他，雨果對我的影響是漫長的。
三十年前，我在縣文化館工作。那時，縣文化館與圖書館沒有分家，全縣藏書最為豐富的，就該是縣文化館的圖書室了。但這些藏書，因為牽扯到封、資、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讀者開放。束之高閣，積滿塵垢。我因占了館員之便宜，更因為館長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給了我一把書庫的鑰匙。每天一大早，我開門進庫，帶一瓶水，一個饅頭（中間夾二分錢的鹹菜）權充午餐，在書庫裏一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這小書庫的藏書，可能還沒有我個人的藏書多，但在當時，我像阿裏巴巴找到了藏寶的山洞。大約有兩年時間，我獨占了這間光線昏暗、蛛網蒙窗的書庫。
庫內的十幾架書，中國古典多，而外國文學，大約有兩三架吧，雖然不多，但都是精典。在那兩三年裏，我讀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果戈理的《死魂靈》、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曆程》、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小仲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與海》、狄更斯的《雙城記》、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喬萬尼奧尼的《斯巴達克斯》、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等等。除以上所述，書屋裏所藏的巴爾紮克與雨果這兩位法國作家的作品最多，幾乎他們作品中所有的中譯本都庋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讀完。
當然，除了小說外，還有戲劇與詩歌、散文，像荷馬、但丁、莎士比亞、雪萊、拜倫、普希金、萊蒙托夫、濟慈、裴多菲、波特萊爾與聶魯達等等，我亦通讀，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學的星空，但因我這篇文章以談小說為主，所以，暫時不能顧及他們。
二
今年十月，我曾應中國海洋大學之邀，去青島參加一次由科學家與作家組成的人文與科技的對話。在會上，有一位久負盛名的海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劉先生直言不諱的說，他非常喜歡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讀了三遍，現正在讀第四遍。
一個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夠被人通讀四遍，這個作家沒有理由不自豪。對金庸的作品，文學界同仁褒貶不一，但在世界範圍內的華人社會中，金庸的武俠小說享有盛譽並經久不衰，這是不爭的事實。
談外國小說，忽然說起金庸來，似乎跑題了，其實並沒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國大仲馬。我記得第一次讀大仲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記得是怎樣翻出這本書來的，加之我身處偏僻的山區縣城，又非書香門弟，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馬何許人也，但當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督山伯爵》的第一本，讀完第一章後，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過去了，書庫裏是不準開電燈的。為了防範，甚至連電線也剪掉了。但我還隻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貓抓，館長早就與我約法三章，我可以躲進書庫看書，但決不能把任何一本書攜出門外。但書中曲折多變的情節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書本等到第二天再接著讀，那天晚上我肯定會徹夜失眼。於是，我走出書屋硬著頭皮找館長，希望他允許我把《基督山伯爵》帶回寢室裏挑燈夜讀，館長一口回絕。我於是又提出折衷方案，能否讓我夜裏呆在書庫裏，他說書庫內不準開電燈，我說想好了，我去借一把手電筒，買兩節新電池。館長終於答應，為了防盜，也為了掩人耳目，館長把我送進書屋後，就在外麵把門反鎖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