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從一開始，東西方文化就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對於如何入世，開創人類的事功，西方優於東方；對於如何出世，從自然萬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養料，東方則明顯優於西方。治國者，采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許在聚斂財富、伸張國力上大有稗益；但若要治心，讓一個人平和起來，優雅起來，東方文化則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國上古的聖賢，把個人的修養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說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麽道家看重的卻是生命。外儒內道，幾乎成了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內涵。這決不是互相牴牾的兩張皮，而是共生互補的對立統一。用儒家建立治國平天下的事功，用道術涵養洞察幽微的心靈。讓一個人在進取與退守之間，均能遊刃有餘。古人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很明顯，前者屬於儒家，後者親於道術。怎樣才能做到獨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遠地偏，固然是一種選擇，但歌哭於山巒之中，優遊於林泉之下，則是一種更佳的選擇。
中國古代文人的詩作，極寫山林之趣的，幾乎可以編纂成洋洋數巨冊的山林詩史。說到詩，略說一點題外話，把寫詩作為一種職業，用來謀生，這是當代的事，或者說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古代的詩人們，除了李白這樣一個極為特別的例子，幾乎沒有一個是專職的。詩歌隊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將相，也有野老優伶。他們寫詩從來都不是為掙稿費，即便是寫出洛陽紙貴的千古名篇，也隻是獲得一片嘖嘖稱讚而已。到了唐代，雖然在科舉考試中專門設了一個“博學鴻詞科”，為擅長寫詩的士子開辟了一條出仕為官的途徑，事實上看來，這也並非善舉。用當今話講，複合型人才不多。寫詩當官都很優秀，隻有王昌齡、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適、岑參等不多的幾個。更多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杜牧等，詩是再優秀不過的了，但官卻當得滯礙。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問題，而是從政的能力以及為官一任的績效。扯遠了，且打住，還是說山林。
第一個用詩歌的形式把山林寫得非常美好，讓人神往心儀的，是陶淵明。且看這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綱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瞹瞹遠人村，依依墟裏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這是《歸園田閑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回鄉當農民之初寫下的。他為我們畫出的這一幅“農家樂”，既是風景，也是風情。陶淵明當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離開公職，月俸也僅為五鬥米。他辭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話是“不願為五鬥米折腰”，乍一聽，還以為陶先生器量狹小，是在和皇上鬧意氣要待遇，其實這理由站不住腳。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錢，在縣令位子上遠比在農夫位子上容易，君不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乎？陶先生縱然不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實惠的。他真正的辭官理由，在上麵這首詩中已表露無遺：“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