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要簡單說明一下，在華城、深圳等發達城市，都有一大批職業乞丐，以深圳、上海賓館公共汽車站附近的乞丐為例，幾位來自河南的叫花子隻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就會喊一聲：“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他們向等候紅燈的車輛不停作揖討錢，他們每個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是很誘人的，所以不斷地有人加入這個群體，有的一家幾口人共同出來乞討，甚至有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結隊乞討。
阿帕爾就是一個職業乞丐。
最初他拄著一根木棍，端著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後來他從家鄉帶來一個殘疾兒童，一個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嬰，每天就是坐在幼兒園門口。幼兒園門口確實是最佳乞討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長很容易將對自己孩子的愛轉化成對這“爺孫倆”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幣發行的那一年，阿帕爾每個月都要去銀行兌換兩箱子硬幣。一箱子一元的，嶄新鋥亮，每一枚硬幣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黃燦燦的，散發著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搖錢樹——病嬰死掉了。9月下旬，古麗將巴郎以4000元價格賣給了他，他對巴郎感到失望，因為巴郎太健康了，年齡也有點大，他向古麗表示願意出高價買一個4歲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麗將一個哭哭啼啼的孩子帶來了。
在阿帕爾的住所，華城天河區的一個出租屋裏，他和古麗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阿帕爾搖著頭說：“這孩子我不能收。”
古麗問：“為什麽？”
阿帕爾說：“他穿得太幹淨了，你看看，這衣服，這鞋子，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從哪兒偷來的？孩子父母還不找瘋了，他們會找上來的，會打死我。”
古麗兩手做一個掰東西的手勢：“你可以弄殘他。”
阿帕爾說：“喪天良的事，不能幹。”
古麗說：“你心眼不壞。”
阿帕爾說：“除非你賤賣。”
古麗說：“你說個價。”
阿帕爾說：“4000，看在老鄉的麵子上。”
古麗說：“成交，給錢。”
阿帕爾說：“給啥錢啊，咱倆扯平，你把巴郎領走，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討飯，嫌丟人，還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麵玩，餓了就回來吃飯，你還是領走吧。”
古麗罵道：“阿囊死給（髒話），過幾天我把巴郎帶走。”
當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爾坐在小圓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爺爺，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著地麵說，“以後我就是你爺爺。”
巴郎哼著歌曲回來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著一個小男孩，問道：“這是誰？”
阿帕爾說：“買的，明天就帶他上街。”
巴郎說：“那我先給他化化妝。”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煙灰倒在小男孩頭上，小男孩哇的一聲哭了。
“這樣才像個小叫花子，不許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脅著。
小男孩驚恐地向後退。
“你叫什麽？”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嚇得幾乎要哭出來，卻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複著這個名字，哈哈笑起來，“你是一隻小狗，以後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從哪兒來？”
小男孩搖了搖頭。
巴郎拍拍額頭，換了一種提問的方法：“你家在哪兒？”
小男孩想了想：“武陵青年路光華小區四號樓。”他說得很熟練，看來平時媽媽沒少教他。
阿帕爾道：“再敢說武陵——”
老乞丐舉起拐棍做個要打的姿勢：“就抽得你亂蹦亂跳。”
“你媽不要你了。”巴郎說。
小男孩用手背揉著眼睛，嗚嗚地哭起來。
“那又有什麽。”巴郎聳聳肩膀說，“我阿達進了號子，阿媽把我賣了三次，三次。”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然後他把一個羊蹄塞到旺旺手裏。
“啃。”巴郎命令道。
每天，阿帕爾都帶著旺旺上街乞討，旺旺已經徹底淪為一個髒兮兮的小乞丐。阿帕爾還用白膠、紅墨水、棉棒在旺旺腿上製作了幾個傷口，這些假的爛瘡做得非常逼真，如果放上蛆，抹上一點臭腐乳吸引蒼蠅，對乞討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為經常哭，旺旺的眼睛深深隱在一層陰影裏，已經失去光彩。最初跪在街頭，神色倉皇，對每個人都有著無法克製的恐懼，然後這個4歲的小孩習慣了、麻木了。巴郎有時也跟著阿帕爾乞討，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喜歡在街上四處遊逛。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正如兩顆星星的光芒是一樣的。巴郎有時欺負旺旺，有時親切地稱呼他“小狗弟弟”。
有一天，淅淅瀝瀝地下起小雨，這樣的天氣沒法出去討錢，阿帕爾就躺在床上睡覺，老年人總是睡得很沉。旺旺從床底下拉出一個小盒子，裏麵有一些卡片，兩塊磁鐵，幾個掉了軲轆的小車，他拿出一個很漂亮的塑料小人，對巴郎說：“給你。”
“垃圾箱裏撿的。”巴郎不屑一顧。
“給你玩。”
“這有什麽好玩的，”巴郎說，“有很多好玩的事，你不知道。我帶你去冰窖，天熱，那裏也有冰。再去遊泳館，我們可以溜進去，從台子上跳到水裏。我帶你去三元裏，看那個骨頭女人，她還沒死，還要去火車站看人打架。”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