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兩極分化，所以那些人可以吃飽喝足了絞盡腦汁為了皇帝好閹割百姓的思想，製造出一套複雜的學術體係。事實上我不是理學不好，相反絕大多數是好的，我也絲毫不否認作為大思想家大學術家的成就，但朱程之流及其門人子弟，在學術過程，不免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裏麵某些傾向於消極東西過於強調，就對後世產生了負麵作用，諸如“存理，滅人欲”思想，後世的那些禮教大家好象更喜歡強調的是後者。
事實上儒學一直以來就有實用儒學派和複古儒學派之爭。就看統治者怎麽用，唐太宗下令與孔子配享廟祭的二十多位古人先賢中，就既有鄭玄這樣的大家，也有平黃巾之亂漢末北中郎將盧植這樣的濟世名將，表現了下大道殊途同歸的兼容並濟的思想，因此唐代的儒家，對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包容性和積極進去性相當的明顯，所“釋、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產生也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當然後世儒家也不乏比較積極進取的代表，象明代平定寧王之亂軍伍出身的名將兼一代大家，王守仁王陽明先生的陽明學派，就屬於比較注重貼近世事的經世學的典型。這些儒學大家，閱曆豐富而見識廣泛，見過許多世情和大場麵，相比朱程之流專做學問的，要更通達世事而知變通的。
而往往是國家弱勢的時候，民族主義和排外精神高漲，適應對內鎮壓的需要，加強思想精神上控製，儒學思想的變化，隻是這種潮流趨勢的一種影射。
就象深受同樣儒家文化影響的現代韓國，國家政治軍事上弱勢，被美國強製保護的無奈，轉化為對外激烈的民族反映，如果中國十多億人都象韓國那般激烈，那才是最危險的事情，隻要美國駐軍存在的一，韓國國民的反應表現的如何激進都脫不出美國這個保護者的約束和控製，但中國這個多民族，多文化曆史成分造成的，宏觀大體上的向心力與局部微觀的分離主義傾向並存的大國，持續高漲的民族主義之下，很容易轉化成對國家政權破壞性的力量。“六四”事件就是最好的教訓，從原本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學生運動，被有心勢力的引導下演變漫無目的打砸搶燒的社會動亂，最後真正破壞燒殺的暴徒大多數逃之夭夭，隻憑一相情願的單純和一腔熱忱，發起運動的學生卻要用的他們青春和年華承擔了所有和後果和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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