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說得真好。”說著，胡安娜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覺得還早一點，就看著高朝陽說道：“能不能再給我講一點？”
“好吧，就再給你講一件事情吧。”高朝陽回憶著說道。
那一次，一個從內蒙古回來的同學跟我說了這樣的一件事情。
他的那個主人是一個重眉重眼，大鼻子厚嘴巴，絡腮胡子，左邊缺了一塊肉。據說是打日本鬼子時留下的紀念。
他總是穿著一身黑色的棉衣，一雙能踢死牛的大頭皮鞋。牽著他那頭心愛的小毛驢。蒲扇般大而粗糙的手擦一下凍出來的清鼻涕，甕聲甕氣的對我說道：“娃，趕快上路。晚了就趕不上車了。”
他叫老杜。那是我最後一次坐他的小毛驢去趕汽車。
內蒙古的冬天滴水成冰，而我回城的通知書卻卻又是在這幾天到達的。
在下鄉的往事中最讓我感動的就是這一件。當我懷揣著回城通知書，興奮地衝進老杜的小房子，告訴他我終於可以回家了的時候。
老杜那張平時不太看得見笑容的臉，這時也放出了異樣的光彩。這是一種由衷的微笑和父母見著了就別的兒女後才有的慈祥的笑容。
此時此刻，深深地埋在老杜心中的大山一樣的父愛，通過他這種麵部的表情傳給了我。我手捧著通知書熱淚滾滾，盼了多少年的這一張決定命運的紙，真想主宰著一袋知青在艱苦的環境裏生活年限的判決書。
為了它，每一個知識青年都把眼睛給望穿了。我們能不喜極而泣嗎？
老杜一定要送我，我不忍。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要趕著毛驢車送我去六十裏外的汽車站。又是在如此寒冷的天氣裏，叫我如何安心。
“不！”我搖著頭語氣十分堅定的說道。
“娃，明早四點鍾我準時來叫你。”老杜的倔勁兒又上來了，他對著我大聲的吼道。
小毛驢的蹄子敲在已經被冰凍的堅硬的地麵上，“得得”地響著，老杜的大頭皮鞋踢踏著地麵的“嗵嗵”的聲音，同時也重重地敲打著我的耳鼓膜。
月亮還高高地掛在天上。我不知道內蒙古寒冬裏的月亮會是如此的清涼。月光冰冷冰冷的傾灑下來，沒有一點美麗和溫柔的感覺，凝住了似地冷冷地籠罩著著空曠的荒野。
我坐在車上，緊緊地裹著棉大衣，咬著老杜給我的熱饅頭，眼睛裏噙著淚花，不覺思緒翻滾……
記得剛剛到建設兵團的那會兒，我忽然得了關節炎，冬天不能出去幹活。連長照顧我，叫我去後勤跟老杜做豆腐。
聽到這裏，胡安娜知道她的高書記說的又是別人跟他說的，隻是因為他說得就像是他自己親身經曆過的一樣，因此，她也就隻是靜靜地聽著，沒有去打斷他。
我怕有點怕，因為他很倔，平時臉無表情，不苟言笑，藏在胡子後麵的那張臉總是陰沉沉的，就像下著臉麵的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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