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以華夏而論，實物證據比史書泛泛印象更能說明問題。
宋代銅錢標記了年號，年號在宋代更新頻繁，使後世的研究者得以用遺存的宋代銅錢構建貨幣成色的準年度數據。在宋三百多之間，作為流通主體的一文和兩文銅錢，重量和成色都極為穩定。
即便是糟糕透頂的辮子朝，其開國至 19 世紀中期兩百年間穀物價格也隻增長了 3.5 倍，折合年均通脹0.6%……
當然，最瞎搞的就是大萌王朝，死命印刷，導致大萌寶鈔一開始就注定是比廢紙都不如，擦屁股都嫌硬。元朝那麽糊塗的，都懂得一年印刷量需要控製，大概維持在20萬錠，一個沒控製住印了150萬錠，然後逼出了朱重八，結果豬頭八上台，大萌竟然一年印515萬錠，洪武二十三年，中央銀行的練家子們更是直接把發行量提升到了1500萬錠……
說起當年的事情，斐潛多少有些感歎，在這個環節上，其實他也是幕後小黑手，隻不過斐潛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則是加在了民眾身上而已。
嚴格上來說，斐潛當時並沒有跟著鑄造惡錢，隻是低收高賣，在貨幣價值高的時候借出貨幣，然後采購商品，然後等貨幣價值暴跌的時候，再以貨幣結算，賺取差價而已，雖說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還是屬於商業範疇。
董卓要鑄惡錢，不是因為董卓喜歡惡錢，而是當時龐大的軍費和財政開支，加上董卓將大量的貨幣自己私藏，不拿出來進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沒有銅可以鑄錢來支付相應的費用，以至於不得不開始鑄造重量更輕或成色更低的錢幣，用它們支付官員和士兵的俸祿薪水。
而董卓這樣的行為，則是掀開了大規模盜版鑄幣的序幕。
因為很簡單，小規模的仿製，其實是不怎麽賺錢的，而且因為仿製錢幣上為了牟利，必然會出現一定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即便是文盲的民間黔首也能發覺的，所以小規模的偽幣其實並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給偽造者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隻有當朝堂公然製造大規模惡錢，並且以強製命令推行的時候，才是偽造鑄幣的絕佳時機！
所以實際上，當時董卓鑄造出現的惡錢，數量並不是最多的，而隨之而來山東士族的所謂，才是真正導致五銖錢貨幣體係崩壞的根本原因。
表現在物價通貨膨脹上，古代和後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個平台期，而後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滾。
因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預謀的事先積攢大量舊幣，短時間內迅速熔鑄成新幣投入市場，否則所謂的那些，就有充分時間置備私鑄工具，與中央朝堂爭奪鑄幣利潤。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濫鑄，往往是迫於財政壓力，如果國家府庫中已存有大量舊幣，哪裏還用濫鑄呢？
所以，大多數選擇濫鑄的中央朝堂，是無力與的盜鑄者賽跑的，也搶不到多少鑄幣利潤。這也解釋了古代的幣值變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鑄幣經濟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視到極點，否則不會輕啟濫鑄，而一旦啟動了濫鑄，盜鑄就如火上澆油，造成急速通脹。
那麽以律法來治理有沒有用呢？
有用，但是擋不住滾滾而來的鋌而走險者……
《漢書》中記載，王莽時期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