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並不意味著否定政治史存在的價值，在整個曆史學科中它仍然有著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很多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也都是在政治史的背景下展開討論的，同時其自身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更新著研究的方向與重點，進入80年代後更在發生著新的變化。幾位作者都積極地強調政治史依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政治史繼續存在、發展的原因就在於它正在發生的一係列變化。
史密斯主要以拉美史為例，認為雖然在歐美史學界對政治史的研究已經相當充分，而且人們對政治史的興趣也大大減弱，但在對拉丁美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曆史研究中，有關政治部分的分析和討論仍然具有廣闊的空間有待於政治史家進一步的深入。不過，對拉美的政治史研究並不是傳統政治史模式在空間和對象上的簡單擴展和重複，史密斯把當時政治史中出現的主要趨勢歸為四個方麵：
（1）投入；
（2）結構與過程；
（3）產出；
（4）思想與態度。其中前三個方麵主要還是基於時間順序對政治行為的發展、政治體係的運作進行的研究，基本仍是傳統政治史方法從起源、過程到結果的敘述，同時也借用了社會史和經濟史的一些方法進行結構的分析和解釋。
真正具有新意的是第四個方麵——思想與態度。史密斯寫道：“政治進程同政治角色們的思想和態度有著緊密而相互的聯係。作為原因，意識形態或世界觀可以影響有時甚至能夠決定個人和群體對刺激的反應；作為結果，政治觀點和意識形態最終與權力關係和係統環境的長期變化相適應。”（Peter H．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22．）在此，史密斯所指的除了個體政治人物和黨派的政治思想、觀點和主張外，還特別提到了集體的因素，如當時正在法國史學中日益受到重視的“心態”的問題，他認為應該把對心態的研究放到對政治史的分析當中，從而有益於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政治的活動。同時，在政治史中不容忽視的文化因素也正在日益得到廣泛的共識，思想運動和大眾文化都是深入探討政治史的重要方向，比如對普通人政治態度的研究、新材料和新方法的運用。史密斯就認為，“曆史學家必須在那些非文字的表達方式中搜尋態度的蛛絲馬跡：口述傳統、政治口號、流行音樂、繪畫、卡通、漫畫，甚至電視肥皂劇。”（Peter H．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25．）通過不同於傳統的新的觀念、新的視角和新的資料，才能為傳統的政治史創造出新意，使它得到繼承和發展。
在朱裏亞爾看來，政治史既保留了傳統的特點，也在吸收其他學科的長處，他概括道：“政治史是心理的、傳記的、定性的、思想的、事件的，總而言之，是敘述性的。”（Jacques Julliard，“Refles on Its Prent and Future，”31．）之後他也列舉了四種不同形式的政治史：“一是傳統的敘事史，其中政治在事件的編年中占據著主導；二是政治構成主要的解釋性假設的曆史；三是作為權力社會學的政治史；最後是長時段的政治史，它所強調的不是事件和變化，而是文化特性和恒久的特征。”（Jacques Julliard，“Refles on its Prent and Future，”32．）很顯然，前麵三種政治史仍是我們在傳統的曆史編纂中常見的形式，但同史密斯一樣，朱裏亞爾所說的最後一種形式，所關注的也是如何在文化的層麵上展開政治史的討論。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