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新文化史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文化”因素的被過分誇大，一是“文化”概念的被濫用。
第一，如新文化史過去所反對的那樣，經濟社會史中唯經濟、社會因素決定論的觀點將文化束之高閣，忽視了同樣具有根本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在人類曆史進程當中的作用。但一些新文化史研究在對社會史的反動中，矯枉過正由此走上了另一個極端，許多研究給人以唯文化論的印象，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因素被一概忽略了。而事實上，在本文所考察的大部分新文化史家那裏，文化與社會一直是並重的，社會史甚至是他們很多人學術生涯的起點和基礎，亨特的新文化史號角是同社會學家、社會史家一起吹響的，她在加州大學出版社主持編寫的叢書自始至終都同時著眼於“社會和文化的曆史”，而伯克在談到新文化史時至今還常常在用“社會文化史”一詞，在羅傑·夏蒂埃看來，“文化本身是社會經濟的一部分，無法與後者相分離，因此，根本沒有這樣一種從物質到文化的演繹關係”（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曆史學：中西比較》，第131頁。）。因此，新文化史對經濟社會史的反動更可以理解為一種糾偏和矯正，他們要求的是恢複文化在曆史寫作中應有的位置，它並不是以消滅社會的考量為前提和目標的，“文化史不是要排斥或取代社會史和政治史，而是去挑戰它們，通過引進不同的曆史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認識論——來刺激曆史學科”（Mark Poster，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New York：bia Uy Press，1997，11．）。
第二，新文化史采用了文化寬泛而廣義的內涵，使它可以涵蓋人類生活的方方麵麵，對各種文化符號象征的解讀和解釋，使新文化史的視野觸及了各個領域，文化史的多樣性使得一切皆為文化，讓人不得不感歎還有什麽不是文化，還有什麽領域是文化史所不能涉足的。這種多樣性本身是對社會史時代曆史碎化和靜止化的一種有益的糾正，但在另一個方麵，卻又使得文化史缺乏了整體性和統一度，並造成了曆史的另一種碎化及庸俗化，這就是我們在前文中論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關注不同對象和內容甚至是細枝末節的文化史。
不同於之前的史學潮流，新文化史在一代人手中開始，也在同一代人手中結束。林·亨特、彼得·伯克等史家不待新文化史的批評者們來宣告新文化史的終結，便主動地對它進行了檢討和反思。亨特認為，文化的取向大大開闊了曆史學家原本狹隘的眼界，提供了另一個分析問題的角度，認識到了文化在曆史認識中的作用和價值，但同時文化史家也在和其他領域的曆史學家一起努力地尋找一個文化和社會之間的平衡點或連接兩者的一座橋梁，新文化史家對“不論是整體文化的、社會群體或個體自我的實踐、敘述和體現的關注，便意在繞開這種困境（指令批評者不滿的將文化完全定義為係統的、符號的或語言的做法）而恢複一種社會內嵌的認知，又不至於使一切都墮入到社會的決定因素之中”（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26．）。伯克也清楚地認識到新文化史必將為未來的史學發展所超越，今天的史家所要做的是盡可能地使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不致喪失，因為文化史同其他相鄰學科，如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社會史等一樣，共同構成了人類對曆史的總體的探知和認識的一部分，所有的這些研究取向都是平等的，並不存在孰優孰劣、孰先孰後和誰決定誰的關係。他預測了曆史學未來發展的三種可能趨勢，“一個可能也許可以形容為‘布克哈特的回歸’，用布克哈特的名字作為一種記號、一個象征來表示傳統文化史的複興。第二個可能是新文化史的延續，進入到甚至更多的領域。第三個可能是針對社會被結構性化約到文化的一種反動，也許可以叫作‘社會史的複仇’（the revenge of social history）”（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101．）。在同筆者的通信中，伯克表示他更希望看到這幾種趨勢的同時出現，甚至形成某些有趣的混合形式。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