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史學在新文化史之後的走向和前景，許多曆史學家也都進行過思考和展望。與亨特和伯克同屬一代人，在60年代受社會史訓練成長起來的曆史學家喬弗·艾雷，結合自己的學術生涯反思四十年歐美史學風向變換，出版了一部題為《一條曲折之路：從文化史到社會的曆史》的著作，在學界引起過廣泛的關注。書中他借用霍布斯鮑姆1971年發表的一篇長文《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曆史》（ E．J．Hobsbawm，“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Daedalus，Vol．100，No．1（Winter，1971），20-45．），對曆史學的未來提出了他的憧憬：“現在，圍繞在新文化史之上的喧囂狂熱已經開始漸漸退去，是時候在總體上重申霍布斯鮑姆在其1971年的文章中所提出的社會史的重要意義了，也就是說，我們總是需要將具體的問題同更廣泛的社會的圖景聯係在一起，不論是社會史家、政治史家、文化史家或其他學者。”（Geoff Eley，A Crooked Line：From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Ann Arbor：The Uy of Michigan Press，2005，11．）在他看來，社會史或新文化史隻是曆史學必要的理論和方法之一，“在它們各自的時期，社會史和新文化史都是反叛的知識形式，而關乎未來的曆史研究當然需要繼續一種反叛的精神”（Geoff Eley，A Crooked Line，203．）。
曆史學家們對新文化史所作的深刻反思令人感歎不已，新文化史將何去何從，也發人深省。新文化史是西方史學史長河中的重要篇章，抑或隻是曇花一現，現在要作一個明確的結論也許還為時尚早。不論如何，新文化史的四十年已經大大開闊和豐富了我們對曆史的認知和認知方式，不論未來的前景如何，不論新文化史的命運如何，今天的曆史學已經較四十年前有了更大的進步，我們也相信，曆史學前進的腳步不會就此停止。在此，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期待它的下一個方向的來臨。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