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英特爾在一九七零年研製出的1KB的DRAM，而我國則在一九七五年也研製出來，僅僅比英特爾晚了五年時間。
而這個時候，三星才進入半導體行業不足一年，台島的起步，甚至比大陸還要晚，才剛剛起步。
就算是到了改革開放初期，中科院滬市冶金所開發的離子注入機，甚至出口到了島國，助力島國的芯片製造。
但是這個產業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和隱患，那就是雖然工程技術人員有相當實力，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用來製造芯片的生產線和裝備是引進的，一旦過時了，又該怎麽辦？
後來的故事很多人都熟知了，中日邦交恢複正常化之時，我國從島國全套引進了七條半導體生產線。但設備安裝調試完畢後才發現，因製造工藝中的技術問題和軟件設計問題無法解決，生產線設備不能發揮作用。
半導體產業到了這個時候，已經發展成了必須依賴工藝技術，軟件設計，半導體生產三者聯動的“巨大明珠”，又嬌又貴，已經長成了“買不起的樣子”。
國家在芯片半導體產業上投入不均衡的、不充足的弊病，終於暴露了出來。由於在起點上就投入不充足，落後於別人，導致市場差距隨著摩爾定律演進越拉越大。
一旦代差形成，那就真趕不上了，自行研發不僅不劃算，還會耗費很多時間，財力，等到產品出來直接落後好幾代，黃花菜都涼了。
“908”工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前年，受日韓兩國先後在存儲芯片領域趕超美國的啟發，國家決定投資二十多億到當時市場化運營水平最高、同時具備DRAM研發能力的無錫華晶，進行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的研發。
但是審批節奏慢、工程建設拖拉，直到今年才堪堪投產，而且技術從投產那天就已經落後於競爭對手四五代，眼看是必然要虧損的了。
好在還有一個成果，那就是貝嶺。
貝嶺是八六年規劃建設的，當時為了整治微電子行業一放就“散、亂、差”的問題，國家出台了集成電路“七五”行業規劃，決定在滬市和首都建設兩個微電子基地。
滬市采取了合資模式，一來方便技術引進，二來也是依托國外產商解決銷路。
說白了就是代工。
投資商是當時通信產業的大牛貝爾公司。
貝嶺在成立之初的主要業務是為貝爾提供專用於通信的集成電路。在業務模式上采取了IDM的垂直一體化發展模式，也就是從芯片設計、晶圓製造到封裝測試，統統自己來做，算是當時相當有實力的一家廠子。
但是貝嶺“代工廠”的本質是無法提振國家產業的，因此吸取了“908工程”的經驗後，國家已經開始籌備“909工程”，這一次準備投入五十億，用來建設與產業配套的IC設計、半導體元器件銷售、對外風險投資等產業。
這裏麵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樣有很多，比如引進先進技術，學習先進管理經驗、知識產權保護、獲取市場、保證投資效益等等。
最終還是決定采用本地企業加引進的模式，由華虹與島國NEEC，承擔“909工程”的生產項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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