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代詩人中，最窮的有兩個，一個是杜甫，另一個是杜荀鶴。如果給他們劃成份，都是貧農。在新中國，他們可算是無產階級詩人。宋代，曾主持過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礪，為這草堂寫了十二首詩，第一首頭兩句“燦燦詩翁錦城西，隻緣詩好合窮棲。”開宗明義就點明了杜甫的身份，這個“燦燦詩翁”窮棲於人世。同時表述了一個觀點：唯其窮棲，才能寫出好詩。杜甫自己也說過“文章憎命達”。這無異於告訴人們：文學是窮人的事業，這觀點與孔夫子的“倉廩實然後知禮節”顯然違背。文學與財富的關係，也就是說杜甫的立論是否正確，值得另寫一篇文章探討，這裏略下不表。在這裏，我想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的詩聖，一個瘦骨嶙嶙的窮老頭子，生前顛泊流離，為五鬥米折腰尚嫌不能，強抑嗽齒的窮愁，在達貴官人麵前強顏歡笑的這位在大熱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詩人，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麗？在這草堂裏，杜甫寫下了那首呼天搶地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這般氣象，杜甫會如此痛哉惜哉，稍帶著還把搶走茅草的鄰家的孩子咒罵一番？
答案隻有一個：這座草堂是後人蓋的。從第二節裏列舉的曆代重修情況來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為。這樣就引出了第二個有趣的問題：我們的官府，為什麽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嗇，任其窮愁潦倒。但在他死後，又要如此大費財力，不厭其煩的修繕、擴建這一座已沒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窮愁死後榮耀都達到了極致，這究竟是荒誕的黑色幽默呢，還是原汁原味的中國特色？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