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覽明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張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年間最有權勢，同時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輔。這不僅僅因為曆史給他提供的機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沒有哪一位首輔，登位之前，像他那樣作了如此充分的準備。
稍有政治經驗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國情民意的改革方案雖然不易，但比起將這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成果，則又要容易得多。舉凡思想家，都可以擔當設計師的角色，但擔任工程師的政治家們，不但需要道德上的勇氣，更需要把藍圖變為現實的卓越智慧。我認為，張居正便屬於這樣的政治家。
隆慶元年，張居正剛入閣成為末輔，懷著對新皇上的期待，四十二歲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獻上了一道洋洋萬餘言的《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綱本、飭武備六個方麵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張。所涉內容，涉及吏治、綱教、經濟、軍事諸領域。胸無大誌的穆宗，隻願意沉湎酒色，哪願意如此大刀闊斧地重振乾綱。他隻是敷衍地讚揚了幾句，便擱置不管。張居正作此試探，知道時機並未成熟，於是繼續耐心等待，六年後他的這一份完備的改革文件，終於成了他實施“萬曆新政”的政治綱領。
關於“萬曆新政”的功績，已有不少海內外的曆史學家作了詳細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贅言。我要說明的是，正是張居正的改革，使本來氣數已盡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獲得了難得的“中興之象”。可是，正是這樣一個“宰相之傑”，死後卻遭到了最為殘酷的清算。萬曆皇帝一麵享受著張居正改革帶來的福惠，一麵下令把張居正的封贈全奪、家產盡抄、親人或死或謫。萬曆皇帝的這個態度，導致張居正死後半個世紀，滿朝文武竟無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張居正的功績，說明中國“士”階層在政治舞台上的獨特作用；而他的悲劇，又深刻揭示了極權統治的寡恩與殘忍。
1998年暮春，動筆寫《張居正》之前，我曾專程去了一趟張居正的故裏湖北省江陵縣，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絕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見鷓鴣飛。
杜鵑舌上煙波裏，立盡斜陽是布衣。
中國的與官場無涉的知識分子，常以布衣自謂。至今，我這個布衣還記得，那一縷慘淡的夕陽，是如何陪伴著我，在張居正的雜草叢生的墓地上作孤獨的徘徊。偉人們死後的蕭條本屬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從商鞅的被車裂到張居正的滅門之禍，果真是中國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麽？張居正推行改革之時，也曾下定了“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決心。可是，如果真的給他第二次生命，他還會有那挽狂瀾於既倒的幹雲豪氣嗎？
張居正的悲劇，不僅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僅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國的政治生活，曆來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靈動的生氣與恒久的激情。張居正正是想把靈氣與激情引入政壇，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慘性結局。
三 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我一向固執地認為：讓曆史複活，使今天的人們能夠從遙遠的過去審視當下，洞察未來，這不僅僅是曆史學家的責任，同時也是作家的責任。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