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大三峽
《張居正》動筆伊始，是1998年，正值我們國家的三峽工程開工。當時，我寫下的第一行字是“我文學生涯中的大三峽工程也開始了。”
我準備用五年的時間寫《張居正》。動筆之前，我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做完，我已用了五年的時間研究明史。從1998年開始，再花五年將《張居正》寫完。
所謂君子行必有方，動筆之前，我於98年清明節獨自驅車到荊州去尋找張居正的墳墓。張居正是江陵人，他的墓地在沙市近郊。荊州沙市合並後，這墳墓便在荊州城內。可是，當我費盡周折找到這座墳墓時，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一塊殘碑，一杯黃土，荒草林立，周圍是一個巨大垃圾場。比這景象更可怕的是，我走進荊州城中，問了許多人，皆不知道張居正的墳墓在哪裏，甚至也不知道張居正這個人。
當時，我心中就產生了巨大的蒼涼感。這個被梁啟超稱為中國古代六大政治家，在中國宰相係列裏如此輝煌的一個人物，可是他家鄉的後代人，卻很少有人知道他。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墳前，按照最民間的方式，燒了一點紙錢，並且輕輕告訴他，“我要把你複活！讓我們這個善於健忘的民族，重新記住你。”我認為，整個民族對我們列宗列祖精英人物的失憶，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我對他（張居正）說：“你很孤獨，但不悲哀。活著的人才是悲哀的。”我們的後代子孫離曆史再遙遠，也沒有理由忘記列宗列祖。如果忘記他們，我們就沒有自己的民族身份與記憶。給他燒了紙錢之後，當天我就返回武漢，晚上，在孤燈之下，我開始了《張居正》的寫作。
二、為什麽選擇張居正
我始終認為寫什麽比怎麽寫更為重要。為什麽我要選取張居正這樣一個人物呢？
90年以後，我一度非常苦悶。中國的改革走到當時那一步，可謂舉步維艱。我總在想，曆史上究竟有沒有與我們今天改革相似的地方？懷著對這一問題的巨大興趣，我順著曆史的軌跡，一層一層往下看。結果，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從秦始皇到光緒皇帝，曆史上的皇帝係列，幾乎走的是江河日下的路線，中間盡管有幾次中興之象，如漢武帝、唐太宗，但整個大的曲線走勢是由高到低。
可是從李斯到翁同和這樣一個宰相係列，卻一直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之上。為什麽皇帝係列江河日下，而宰相係列始終維持一個較高的水準呢？這是因為中國的皇帝是世襲製，生下來你是太子，你就是皇帝。但中國宰相沒有世襲製，隻能一步一步依靠自己的才能幹上去，所以，每一個宰相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奮鬥出來的。對宰相而言，競爭機製和遴選機製一直在發揮作用。
同時，我認為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這兩種人，在我們中國，是大量存在於宰相而非帝王。但綜觀90年代的小說、電視，為什麽他們偏偏大量寫皇帝，而且誤導我們的讀者，以為我們的曆史都是帝王創造的呢？
與父傳子、子傳孫的皇帝相比，從整體上看，我覺得宰相的政治智慧要高出很多，這是他們在幾十年的錯綜複雜的國務活動中磨礪出來的。他們不僅知道國情，也知道民情。基於這種分析，我就決定要寫出一個宰相之傑來。
這樣，我就從李斯到翁同和這樣一個宰相係列中去找，找到了幾個。在這幾個中間，反複比較。比如王安石、商鞅、趙普、張居正、諸葛亮。所有這些人，我以為對今天最有啟發意義的是張居正。因為他領導的萬曆新政，是一場經濟改革。同我們今天進行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