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明代以江陰牡丹為盛。此外杭州、蘇州、上海也有不少種植。廣西灌陽也產牡丹，據明代《廣西通誌》記載，在廣西“牡丹出靈川、灌陽，灌陽牡丹有高一丈者，其地名小洛陽。”
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曹州牡丹的栽培就更盛了，取亳州而代之。《曹縣誌》雲：“牡丹非土產也，初盛於雒下（今陝西省雒南縣），再盛於亳州，彼時已六、七百種，分五色排列，敘至於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歸曹州。”“曹州園戶種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蓋連畦接畛也。”（《曹州牡丹譜》）。蒲鬆齡在他寫的《聊齋誌異》一書中，也曾有“曹州牡丹甲齊魯”的記述。這時，曹州城東北各村栽培牡丹已很普遍。有以養花為業者，成園成圃者很多，其中尤以王李莊、洪廟、毛莊、趙樓各村為冠。道光年間趙玉田在村北建花園，專養牡丹、芍藥，集本村之大成，園之周圍樹之以桑為籬，名曰“桑籬園”。著有《桑籬園牡丹譜》，其中記述了151種，內稱：“山左十郡二州，語牡丹則曹州獨也。曹州十邑一州，語牡丹則菏澤獨也。”“菏澤為郡為裏者，不知其幾，語牡丹之出，惟有城北之一隅，魯山之陽，範堤之外，連延褒不能十裏。”其後，有《綺園牡丹譜》，核其名者百四十有奇。並雲：“穀雨後往觀，見姹紫嫣紅，含蕊皆放，交錯如錦，奪目如霞，灼灼似群玉之競集，煌煌若五色之相宣。”當時栽培麵積已達500多畝，每年輸出十餘萬株，運往廣州|、天津、北京、漢口、西安、濟南等地出售。其中運往廣州者為最多，收益亦大。當地農民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諺：“種果樹莫若木瓜、柿子，養花木還是牡丹、芍藥。”再加上社會上的愛好，菏澤人善於種花，以及牡丹根皮可供藥用，所以菏澤牡丹，常期發展，曆久不衰。
在清代，甘肅大部分地區也有牡丹栽培。而以蘭州、臨夏、臨洮一帶為栽培中心地。清末編篡的《甘肅新通誌》曾有牡丹在甘肅“各州府都有，惟蘭州較盛，五色具備”的記載。延安萬花山，位於杜甫川內花源頭村對麵，這裏盛產牡丹。清·嘉靖修《延安府誌》中記有“花源頭產牡丹極多，樵者以之為薪。”附近群眾有在農曆四月初八到此賞花的習俗，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
江南牡丹中有寧國牡丹和銅陵牡丹。據1936年編《寧國縣誌》載，“寧國、蟠龍素產牡丹，以白、黃為貴，”關於銅陵牡丹，據《銅陵縣誌》載：“仙牡丹長山石竇中，有白牡丹一株，素豔絕麗。相傳為葛洪所種。”葛洪為晉代人，按此傳說，以有1600年的曆史。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牡丹得到恢複和發展。目前，菏澤牡丹栽培麵積已達5萬餘畝，600多個品種，已成為世界上麵積最大、品種最多的中國牡丹栽培、觀賞、科研中心，堪稱世界之最。
中國牡丹栽培的曆史，形成以黃河中、下遊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區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隨著朝代的更迭，牡丹栽培中心隨之變換，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終位於黃河中、下遊地區。其轉移過程為：洛陽（隋）—長安（唐）—洛陽（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這是中國牡丹品種群形成和發展的主線。除此之外，還有幾個發展中心：一是長江三角洲、太湖周圍及皖東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肅的蘭州、臨夏；四是廣西的灌陽。
中國牡丹從野生引入觀賞栽培，已有1650年左右的曆史。栽培品種從單瓣花逐步演化成複瓣、重瓣乃至台閣型。促使牡丹品種向重瓣化演進的主動力是良好的栽培條件。已知將品種的優良性壯和枝變，通過嫁接固定下來，由之，新品種大量湧現。
總之，從唐代起，就推崇牡丹為“國色天香”，由於曆代舉國一致地珍視和喜愛，掀起了一次次的牡丹熱潮。實際上已經賦予牡丹以國花的地位。盡管朝代更迭，花王牡丹，統領群芳，國色天香的崇高地位，從未動搖！牡丹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影響之深遠，聲望之顯赫，地位之尊容，是其它花卉所不可企及的。
詩畫裏的牡丹
《牡丹》白居易
絕代隻西子，眾芳惟牡丹。月中虛有桂，天上漫誇蘭。夜濯金波滿，朝傾玉露殘。
性應輕菡萏，根本是琅玕。奪目霞千片，淩風綺一端。稍宜經宿雨，偏覺耐春寒。
見說開元歲，初令植禦欄。貴妃嬌欲比，待女妒羞看。巧類鴛機織，光攢麝月團。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