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開始繁盛起來。開元中盛於長安。傳說當時洛陽有個叫宋單父的善於種花，應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驪山種了一萬多本，顏色不相同（《龍城錄》）。李白“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調”就是歌詠幾種不同顏色牡丹的。“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蓉靜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劉禹錫：“賞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步束素。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買花”）從以上這些詩篇可以看出當時帝都長安裁培牡丹的盛況。這時，牡丹不但顏色種類多了，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奇變異和重瓣現象。“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紫白、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麵七、八寸。”（《酉陽雜俎》）“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杜陽雜俎》）。這也說明了，我國早在公元九世紀，便已經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國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長安而轉移到了洛陽，牡丹的品種更多，栽培技術更加係統、完善。並出現了一批理論專著，對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一時期的著作有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周師厚的《鄞江周氏洛陽牡丹記》、《洛陽花木記》；張峋的《洛陽花譜》等等。記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總結出一整套較為完整的成熟經驗。歐陽修說：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蓋其不接則不佳。
北宋末年，戰亂不斷，洛陽牡丹開始衰退，陳州牡丹取而代之，張邦基撰《陳州牡丹記》雲：“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圓戶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
南宋時，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陽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為蜀中第一，號稱“小西京”。詩人陸遊在蜀中做官，親往遊賞，並撰《天彭牡丹譜》（1178年）。宋室南渡後，洛陽花事衰微，杭州卻得到發展，出現一些新奇品種，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緣牡丹’等。
元代，是中國牡丹發展的低潮時期，長安、洛陽等地能見到的好品種已屈指可數，品種退化，重瓣品種難得一見，因有“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紀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歎！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轉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評亳州牡丹》雲：“吾亳州牡丹，年來浸盛，嬌容三變，尤在季孟之間。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紅，勝嬌容，宮紅袍，琉璃貫珠，新紅種種不一，雜紅最後出，品種難得。又有大黃一種，輕膩可愛，不減三變。佛頂青為白色第一。大抵紅花以花子紅，銀紅、桃紅為上。”又雲：“草堂數武之步，種蒔殆偏，率以兩色並作一叢，紅白異狀，錯綜其間，又以平頭紫，慶天香，先春紅三色插入其花叢，間集而成文章，他時盛開燦然若錦”。此時開中國插花技術之先河。
在明代，亳州牡丹雖有盛名，但曹州（今山東菏澤），國都北京牡丹栽培也逐漸繁盛起來。江南太湖周圍，西北的蘭州、臨夏也有所發展。
曹州與亳州皆於明代嘉靖（1522～1567）年間引入牡丹，也同於萬曆（1573～1620）年間達到繁盛。兩地之間相互交換品種，“曹花多移自亳”（清·餘鵬年《曹州牡丹譜》）；亳州也引進入不少曹州名品，如《亳州牡丹史》中記載一種“金玉交輝”的品種，說是：“曹州所出，為第一品。”又有“忍濟紅”“萍實紅”兩種，也產於曹州。《曹南牡丹譜》亦雲：“至明曹南牡丹甲於海內。”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種至四十畝者，……多到一、二千株，少者數百株。”（《五雜俎》）。由此可以看出，現今牡丹的主要產地菏澤，在明代就已開始繁盛了。
北京自遼、金建都於此，牡丹栽培日漸興盛。明代的《北京考》上記載遼聖宗（公元982～1031）在統和12年（995年）三月去長春宮觀賞牡丹。在明代，牡丹栽培極盛，“金殿內外盡植牡丹”。城外還有三大名園梁家園、清華園和惠安園。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