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崇拜，曆史悠久，自關公大義歸天以來，在關公生活、戰鬥過的地方，民間就出現了祭祀關公的一些活動，至宋以後，關公崇拜布及華夏大地的角角落落。
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儒家要求人們遵循先聖先賢，肅敬先祖，躬行古道，厚養其德。先聖先賢被賦予了敬仰、崇拜倫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義和色彩。老百姓為他們建堂修廟，立碑塑像，載於史冊，頌於廟堂。在統治階級層麵，這些曆史人物被賦予了正統的價值，道德倫理，與合法性的來源。在普通老百姓的層麵，則化作了神靈的崇拜，和能夠交好運的保護神。人們對人物神的崇拜，起源於靈魂不死的觀念和原始社會的鬼魂崇拜。這種崇拜的功能是多方麵的。其一認為先人靈魂不死，可以保佑與庇護後人；其二人們之所以為曆史人物立碑建祠，基於他的豐功偉業和道德情操，從而為後人樹立一個學習、效仿的榜樣；其三人們往往從傳統的曆史人物及富有神奇和怪異的人物身上演化出了許許多多無所不能的神話，以求解決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難題。
隨著時代的變遷，盡管在封建時代普遍建立起來的各種文廟、武廟，昭忠、忠烈、先賢名臣祠堂，到今天已被廢除或打破。但在民間百姓心目中，崇拜的觀念依然存在，某些人物的神化依然不失其神秘的感召力，關公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關公的崇拜價值在於，他的行為構成了統治者所提倡的倫理價值的楷模，忠孝節烈，神勇武威，為國捐軀、生之人傑，死亦鬼雄。因此自孔孟以後“扶名教而植綱常者、賴有聖帝也。”
《三國誌·關羽傳》中，對關公的描述也隻有簡簡單單的900多字，而且對他的評價也不高――“剛而自矜”。但作者陳壽永遠也不會想到，在千百年以後，關公居然力壓群雄，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神祇。
關公自大義歸天後，至隋唐年間，並沒有引起期間曆代當朝者的歡心，而被擱置在一邊，最好的業績就是在唐朝時成為配享薑太公的六十四將之一，地位非常之卑微。到了宋朝，最高統治者在價值觀、統治方法與統治風格上都與隋、唐有了很大的不同。開國皇帝趙匡胤於乾元元年（963年）親臨為了祭祀周代的開國功臣薑尚而建的武成王廟視察。當他看到兩廊壁上參與配享的曆代武將畫像時，當場指示，隻有“功業始終無暇者”才有資格配享武聖薑太公，並命令吏部尚書張昭等人議論一下，酌情處理。結果是將漢代的班超、唐代的秦叔寶等二十三員戰功顯赫的武將晉升到兩郎接受配享；關公、張飛等二十二人被黜（見《續資治通鑒》卷3 ）。由此可見，宋代初年在統治者眼中，關公的地位不僅等同於曆史上的一般武將，而且，由於其功業未就，還受到歧視。
北宋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由於道教、佛教的推波助瀾，將關公從民間逐漸送入皇室廟堂，走上了成王成帝成神的道路。應該說，在關公進入廟堂的行程中，佛教、道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道教佛教抬、封關公是為了振興本教，但他們與關公精神有機的結合，使關公在宗教崇拜的路上腳步非常的紮實。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在《宗教本質講演錄》中論述宗教根源時曾指出：“人性中的軟弱的一麵和與生俱來的依賴感是宗教起源之一。”中國封建社會體製下，人們在平常生活中，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麻煩和問題，在得不到想要的結果或者答案時，就會成為一種隱形的心理軟弱者，在過去科學不發達的時代，人們隻能求助於宗教中的神靈。而在北宋以後的時間裏，融通三教的關公以其自身帶有的英雄主義因素和忠義精神，受到了宗教信徒們的大力推崇，迅速普及民間。更有一層意思，當曆史進入宋徽宗時期後，遼國和金國不斷入侵，宋朝的軍力無法抵禦外族的刀槍鐵劍。這時，宋徽宗急需要有一位忠勇名將作為偶像以激發士氣，於是，宋徽宗把關公請進神壇，連續三次追封關公。宋徽宗希望文臣武將能像關公那樣忠於君王，維持宋朝的統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關公的命運才峰回路轉，逐漸被神化。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