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史向文化史的轉向
社會史（也可以稱為社會經濟史或社會科學史學）無疑是20世紀中葉之後西方史學的主流，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1970年就滿懷信心地表示：“對社會曆史學家而言，現在是一個好時機。”（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曆史神話的終結者》，馬俊亞、郭英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同一時期，不論是在歐洲大陸，還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社會史研究幾乎都臻於頂峰，雄踞於曆史學的中心位置。伊格爾斯1975年出版的《歐洲史學新方向》一書中，以當時風行歐洲的三股主要史學思潮——法國年鑒學派、德國社會政治史學派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中心，將這一時期的史學風氣歸結評價為，“曆史學家基本上已放棄了曆史研究中的曆史主義概念，放棄了對敘述和事件的強調，而尋求建立一種有關結構和社會力量的‘曆史社會科學’”（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趙世玲、趙世瑜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94頁。）。幾乎與此同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也在其討論當代史學趨勢與現狀的著作中作出了類似的結論，甚至對史學中社會科學性的加強表現出更大的樂觀態度，他尤其談到了計量方法在史學中的廣泛運用，如美國的新經濟史學派（即克麗奧學派，etrics）認為“對量的探索無疑是曆史學中最強大的新趨勢，是區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對待曆史研究的不同態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39頁。）。有關這方麵的論述不勝枚舉，結論都基本一致的，因此在此就不作過多的介紹。本書更關注於其後發生的曆史學轉向的問題，在西方史學自古代希臘羅馬以來的漫漫發展進程中，這一轉向同之前的曆次新陳代謝一樣是深刻而劇烈的，如巴勒克拉夫將20世紀50年代發生的以社會科學史為代表的西方史學變革稱作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性進步一樣，由社會史向文化史的轉向亦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將前一場革命更進一步地推向了深處。
在《歐洲史學新方向》一書初版十年後，伊格爾斯在1985年又對該書作了補充和修訂，在第二版中特別增加了十年裏發生的新變化，敏銳地察覺到了新的動向，“10年來，曆史研究中出現了意義重大的重新定向”，具體而言，“出現了一種從嚴格的社會科學方法向更為明顯地關心難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識因素的轉變”。盡管如此，在當時他仍然認為文化的取向同社會科學的取向之間並不是矛盾的，更沒有決裂，甚至還有一定的一致性，“所有那些將曆史視為一門社會科學的20世紀60、70年代的曆史學家——不論是致力於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之間相互聯係的年鑒派曆史學家、致力於政治權力和社會控製的聯邦德國社會曆史學家，還是研究社會衝突和意識形態衝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家——都是文化的研究者，因而也是意義的研究者”（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修訂版前言，第224—225、196頁。）。在此，伊格爾斯更加看重的，是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同19世紀的曆史學家之間的不同立場，而淡化了這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淡化了文化史對社會史的反動。
一、社會史向文化史的轉向
社會史（也可以稱為社會經濟史或社會科學史學）無疑是20世紀中葉之後西方史學的主流，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1970年就滿懷信心地表示：“對社會曆史學家而言，現在是一個好時機。”（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曆史神話的終結者》，馬俊亞、郭英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同一時期，不論是在歐洲大陸，還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社會史研究幾乎都臻於頂峰，雄踞於曆史學的中心位置。伊格爾斯1975年出版的《歐洲史學新方向》一書中，以當時風行歐洲的三股主要史學思潮——法國年鑒學派、德國社會政治史學派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中心，將這一時期的史學風氣歸結評價為，“曆史學家基本上已放棄了曆史研究中的曆史主義概念，放棄了對敘述和事件的強調，而尋求建立一種有關結構和社會力量的‘曆史社會科學’”（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趙世玲、趙世瑜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94頁。）。幾乎與此同時，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也在其討論當代史學趨勢與現狀的著作中作出了類似的結論，甚至對史學中社會科學性的加強表現出更大的樂觀態度，他尤其談到了計量方法在史學中的廣泛運用，如美國的新經濟史學派（即克麗奧學派，etrics）認為“對量的探索無疑是曆史學中最強大的新趨勢，是區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對待曆史研究的不同態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139頁。）。有關這方麵的論述不勝枚舉，結論都基本一致的，因此在此就不作過多的介紹。本書更關注於其後發生的曆史學轉向的問題，在西方史學自古代希臘羅馬以來的漫漫發展進程中，這一轉向同之前的曆次新陳代謝一樣是深刻而劇烈的，如巴勒克拉夫將20世紀50年代發生的以社會科學史為代表的西方史學變革稱作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性進步一樣，由社會史向文化史的轉向亦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將前一場革命更進一步地推向了深處。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