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史學新方向》一書初版十年後，伊格爾斯在1985年又對該書作了補充和修訂，在第二版中特別增加了十年裏發生的新變化，敏銳地察覺到了新的動向，“10年來，曆史研究中出現了意義重大的重新定向”，具體而言，“出現了一種從嚴格的社會科學方法向更為明顯地關心難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識因素的轉變”。盡管如此，在當時他仍然認為文化的取向同社會科學的取向之間並不是矛盾的，更沒有決裂，甚至還有一定的一致性，“所有那些將曆史視為一門社會科學的20世紀60、70年代的曆史學家——不論是致力於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之間相互聯係的年鑒派曆史學家、致力於政治權力和社會控製的聯邦德國社會曆史學家，還是研究社會衝突和意識形態衝突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家——都是文化的研究者，因而也是意義的研究者”（伊格爾斯：《歐洲史學新方向》，修訂版前言，第224—225、196頁。）。在此，伊格爾斯更加看重的，是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同19世紀的曆史學家之間的不同立場，而淡化了這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淡化了文化史對社會史的反動。
差不多又一個十年後，伊格爾斯在1997年出版的英文本的《二十世紀的曆史學》一書中，對它們作了更加明確的劃分。他在20世紀的史學思想中區別出了“兩種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種是探討由十九世紀的專業曆史學所持有的那種敘事的、朝著事件定向的曆史學之轉化為二十世紀朝著社會科學定向的曆史研究與寫作的形式”。這便是他在70年代所討論的主題，而第二種則發生在70年代後，對此他寫道：“如果說社會科學取向的曆史學曾經力圖以對社會的研究取代政治的研究的話，那麽新的曆史學就轉向研究被人理解為是日常生活與日常經驗的條件的文化。”（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曆史學》，第3、9頁。）於是，彼得·伯克在談到新文化史在今天的文化史研究及整個曆史研究中的地位時，驕傲地宣稱：“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說是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49．）
新文化史研究的中心議題就是“文化”。對於“文化”的概念在諸多新文化史家中並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意見，文化包含了太多太廣泛的內容和範疇，因此的確很難給新文化史一個準確的定義。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是轉而從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對象出發來討論，這或許是一條更加實際可行的途徑。以一種文化的視角探尋過去的曆史，即如彼得·伯克所說的，“文化史家們的共同點也許可以形容為對符號象征及其解釋的一種關注”（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3．）。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克利福德·吉爾茨關於文化的理解，“我所堅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兩可的，而是指從曆史沿襲下來的體現於象征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由象征符號體係表達的傳承概念體係，人們以此達到溝通、延存和發展他們對生活的知識和態度”（克利福德·格爾茲（吉爾茨）：《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頁。）。雖然，吉爾茨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對新文化史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它並不是唯一的，關於新文化史的理論源泉稍後章節中將會作專門論述，在此還是著重討論史學潮流的轉向問題。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