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趨勢的改變並不是驟然的急轉，而是漸次展開的。早在1963年，社會史正風行史壇的時期，湯普森（E．P．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 Class）一書就已昭顯了日後新文化史的跡象。盡管作者和他所屬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更多地被歸入了社會史家的行列，但該書中所展示的文化取向卻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史家們所缺乏的，中譯本的譯後記評價其為“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錢乘旦：《E·P·湯普森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989頁。），如果從史學範型的演進來看，稱其為“超時代的”亦毫不為過。在書中，湯普森強調“階級是一種曆史現象”，既不是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範疇”，他“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他又把階級分成了階級經曆和階級意識（或階級覺悟）兩個層麵，前者是由生產關係決定的，是預先確定好的，而後者則不同，“階級覺悟是把階級經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處理，它體現在傳統習慣、價值體係、思想觀念和組織形式中”。它是屬於文化的層麵，因此在湯普森的分析中同時強調了社會和文化兩種因素，“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他認為，工人階級並不是隨著資產階級的出現、隨著剝削和雇傭關係的形成，在同時自然形成的，而是經曆了“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隨著“多數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治者和雇主們對立”，隨著工人階級共同的階級利益的形成而最終形成的。由此，他提出“階級既形成在經濟中，也形成在文化中”（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第1、2、4、6頁。）。
我們看到，“湯普森明白無誤地摒棄了基礎br上層建築的隱喻，致力於他所謂的‘文化與道德的調節’——‘在文化方麵……處理這些物質經驗的方式。’”（Lynn Hunt，“Introdu：History，Culture，a，”4．）湯普森的著作問世後，在當時的西方史學界產生了極大的爭論，但它對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卻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清晰地反映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曆史學朝向文化的轉向，湯普森的研究取向也因此有“文化馬克思主義”之稱。在新文化史的形成進程中，湯普森的先驅地位也是不容動搖的，蘇珊·德山（Suzanne Desan）在一篇比較湯普森和美國新文化史研究先驅娜塔莉·戴維斯的論文中，對他們兩人著作中有關群眾、社群、儀式等文化核心概念展開了分析，寫道：“E·P·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這兩位曆史學家，對於大眾行為及態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極大的影響力。尤其，他們討論群眾暴力的作品，對於社會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義與形構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所謂“社會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文化作為一種曆史變遷之驅動力的決定性作用”（蘇珊·德山：《E·P·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群眾、社群與儀式》，《新文化史》，林·亨特主編，江政寬譯，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第81、84頁。）。
在德山文中與湯普森並駕齊驅的美國女曆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也被公認為是推動文化轉向的關鍵人物之一，並且至今依然活躍在新文化史的前沿，本文稍後辟有專門的章節對她進行介紹，此處僅就其在早期的成就稍作評論。德山著重談到了戴維斯發表於1973年的論文《暴力的儀式：十六世紀法國的宗教暴動》（Natalie Zemon Davis，“The Rites of Violence：Religious Riot in Sixteenth-tury France，”Past & Prent，59 （1973），後收入其論文集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anford，Calif．：Stanford Uy Press，1975。），點評道：“戴維斯的作品超越神學議題而邁向宗教改革的社會史以及民間宗教的考察，因而拓寬了宗教改革研究的焦點。盡管她的著作跟年鑒學派的情況是一致的，也跟年鑒學派朝草根曆史和心態史的轉向一致，不過，她的作品藉由更大幅運用象征人類學，也藉由強調文化因素而非氣候、地理或社會經濟因素來補足這一法國式的研究取向。”（蘇珊·德山：《E·P·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群眾、社群與儀式》，《新文化史》，第83—84頁。）在戴維斯的研究取向中，已經越來越多地體現出了來自人類學的影響，因此，有學者在訪談中評價戴維斯道：“這是一個善於運用人類學和人種誌洞識的曆史學家——而且，當‘證據’不足時也不懼去推測的曆史學家。”（Daniel Snowman，“Natalie Zemon Davis：Daniel Snowmahe Historian of ‘Martin Guerre’— Today''s History — Interview，”History Today，Vol．52，Issue 10 （Oct．2002），18．）難能可貴的是，她在70年代初社會史依然風頭正健的時刻便能有如此的洞見和創舉，對曆史學的文化轉向做出了開拓性的功績，因此，至少在美國，戴維斯受到了後輩新文化史家極高的推崇，被奉為他們的導師。林·亨特在1989年主編《新文化史》一書時，就把該書題獻給了戴維斯，稱她是“我們所有人的靈感泉源”（林·亨特主編：《新文化史》，扉頁。）。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