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德山在戴維斯身上所注意到的，美國新文化史的興起和發展有著很強的法國背景，來自年鑒學派的影響隨處可見，自戴維斯到亨特以降的諸多新文化史家大多活躍在法國史研究領域，在同一時期的法國年鑒派史學也發生了向文化的轉向。1968年“五月風暴”後，年鑒學派內部就發生了從第二代向第三代的權力交接，雅克·勒高夫（Jacque Le Goff）、勒華拉杜裏（Emmannuel Le Roy Ladurie）和馬克·費羅（Marc Ferro）等成為年鑒學派和年鑒雜誌新的代表人物，他們對布羅代爾時代的長時段理論進行了修正，重點提出了對心態史的研究，“心態”（mentalits）取代了“長時段”成為了第三代年鑒派史學的中心詞匯，經濟社會史的研究也被超越，而形成了區別於其前人的所謂“年鑒—新史學派”。勒高夫在70年代對當時年鑒史學的狀況評述道：“按早期年鑒學派的方式研究的經濟、社會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學的先鋒領域了，而在《年鑒》雜誌創辦初期尚無足輕重的人類學都超越了經濟學、社會學和地理學，成為新史學的優先的對話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種信念，因為政治的概念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有關權力的一係列問題又向新史學提了出來。同樣……曆史事件由於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從而重新恢複了名譽。在《年鑒》雜誌初期還隻初具輪廓的心態史學和表象史學，在今天則成為一條主線。計量史學則是一個新生事物。”（雅克·勒高夫：《新史學》，《新史學》，雅克·勒高夫等主編，姚蒙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36頁。）盡管在法國史學中始終沒有明確地提出新文化史的說法，但在70年代中期社會經濟史的逐漸淡出卻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代之而起的心態史和表象史，所探尋的亦正是精神和文化層麵的曆史，並且對人類學的借鑒和倚重也同美國史學的情況相一致。伊格爾斯對第三代年鑒學派史家讚譽有加，他寫道：“到了20世紀的70年代，有兩個人的著作準備好了把文化定位為牢固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語境上的一種曆史學，那就是喬治·杜比（Gee Duby）論婚姻、民族神話的延續和封建主義的社會結構的大作和雅各·勒·高夫論知識分子與教士和工作的概念與類型的著作。”（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曆史學》，第118—119頁。）
不過，也許是由於布羅代爾及其長時段理論根深蒂固的影響，年鑒派史學的文化轉向還是相對緩慢的。心態的概念很長時間裏仍然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決定一切的結構性因素，例如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雖然看到了心態史是“研究社會史的終結和歸宿”，但還是將心態看作是屬於第三層次的，是一個“長時段的優勢領域”（米歇爾·伏維爾：《曆史學和長時段》，《新史學》，勒高夫等主編，第142頁。）；心態的意義盡管模糊，但相對文化而言仍然過於狹窄，並不能涵蓋人類精神活動的方方麵麵，而且心態的概念往往會先驗地就假定某個群體具有某種共同的內在經驗；此外，心態史通常須依賴於曆史人口學的統計數據，因此仍然帶有強烈的計量史學（或係列史）特征。或許正因為如此，才又有了80年代後期第四代年鑒曆史學家所展開的進一步的自我反思，如羅傑·夏蒂埃就明確指出了文化與心態在概念上的區別，聲稱“社會世界本身的表象是社會現實的組成要素”（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Kaplan，eds．，Ithaca：ell Uy Press，1982，40．）。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