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縣的賦稅有定數的，不交賦稅的多了，這些逃避的稅銀隻能加在無權無勢的小民頭上，導致貧者愈貧，便是富裕的江東，也有無數的百姓嗷嗷待哺，張煌言所在的鄞縣屬於寧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貧瘠，有著眾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違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區為匪。
而按照江西這種製度，根本就不會再有跨州連縣的大鄉紳，因為即便是江西活下來的鄉紳，要想繼續擁有以往的田地，必須提供以往的地契證明，而根據朝廷的製度，一個舉人最多能有400畝的免稅田，進士最多可以有2000畝，超過了這個數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獻到士紳們名下的田地數目太多，官府們也會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會為難鄉紳們。
可是現在卻不同，曆經戰亂的江西，士紳們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齊王府的力量到了頂峰。你說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製度，你一個舉人隻能擁有400畝的免稅田，超出這400畝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稅補上再說，偷稅漏稅必須得到懲罰，再懲罰個兩三倍，光是補繳懲罰的足以讓一個士紳傾家蕩產！
一開始還有鄉紳仗著自己的功名以及朝中當高官的家人硬頂，可是現在的府縣官員卻不是進士出身了，胥吏們還好說，對鄉紳們有本能的畏懼，可丘八們卻不同，他們隻聽齊王府的號令，說抄家便抄家絲毫不含糊。
而隨著第一批鄉紳被抄家查出之後，其他的鄉紳也都老實了起來，一個個忍著心痛吐出來了自己霸占的田地。而沒了田地，自然養不起太多的仆役丫鬟，沒落下去也就是一兩年的事情。所以，隻要江西現在的政策能夠持續下去，用不了幾年，士紳們在江西的存在感會被虛弱到極限。
而官府陡然間增加了上千萬畝需要繳納田稅的耕地，便是每畝隻收一鬥糧食，每年也增加百萬擔的稅糧！當然，官府的稅收不止一鬥。
而多出來的田地，一部分被賞賜給立功的士兵們，其他的則招募無地的百姓耕種，征收稅糧一律按照三成，再加上人頭稅也就是四成的樣子，這已經比往昔的負擔漸少了一半，所以才有鄰省的百姓紛紛來投。
當然江西的新政嚴重損害了士紳們的利益，也導致了朝堂上愈演愈烈的爭鬥。對自己土地被官府奪占，出身江西的官員拿不到能擺在台麵上的理由，便隻能攻擊齊王以及江西巡撫違反祖製不該讓胥吏丘八當官。而其他官員也生怕陳越會把這種製度在其他省份施行，開始了聯合進行抵製，才有了封駁事件。
想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張煌言隻能喟然長歎，江西製度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官府的控製了不僅極大的加強，朝廷的稅收也必然大為增加，這樣的製度卻受到了文官們的集體抵製，誰在為公，誰在謀私？已經不需要多說！
當然，這種製度施行起來太過艱難，在經過戰亂的江西尚可，根本無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為其他地方的阻力遠大於江西。哪怕是齊王現在正在得勢，正如日中天！
兩百多年的科舉製度造就了士紳們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勢力，並非一個人能夠輕易掀起，除非那個人真的擁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紳都打到連根拔起。而現在的齊王陳越並不具備這種能力，否則麵對給事中們的封駁他不會妥協。
在江西轉了一大圈之後，張煌言對江西的情況進行了深入的了解，這才起身離開了江西，乘船順江而下趕往南京，距離科舉開考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而就在這時，朝廷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響到了張煌言的科考，進而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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