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現為一個“忠”字，忠於國家的統一事業，忠於高尚純淨的友誼，忠得一心不貳，不摻半點雜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和劉備，既是君臣，更是在“漢”字大旗下實現國家統一這個崇高目標結成的摯友。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諸葛亮和劉備為封建時代的君臣知遇，寫下了“稀世一時”的珍貴篇章。特別托孤一幕，堪稱絕唱。劉備臨終，對諸葛亮至真至誠，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也答以至誠至真，涕泣以告：“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自此以後，十二年間，所言所行，無一不是為著實踐這一誓詞。在中國幾千年古史中，君臣之間相知相答到這般境界的，實在少之又少。諸葛亮在這之中表現出的高度人格美，足以使其他所有“忠臣”黯然失色。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諸葛亮執政時期的蜀漢王朝，才沒有搬演中國古史慣常上演的權臣由專政進而竊位的“保留節目”。而這在當時的魏和吳，卻是頻頻演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慘重的災難。
諸葛亮恒久的人格魅力，更主要是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一曰持身正，二曰執法平，三曰為政仁，四曰選才公。如果，諸葛亮的“忠”，難免印著他那個時代的標誌，有其局限性，這四個方麵，則無論哪個時代的人們，都會從中受到震撼性的啟迪。
諸葛亮持身正，在當時是岀了名的。初出茅廬，曹操的丞相掾趙戩即讚其“正而有謀”。諸葛亮為人正派，樂聽讜言，敢於正視自己的錯誤。他開府治事，第一件工作便是鼓勵屬下對他的指示勇於“違覆”，大膽駁正，認為“違覆得中，猶棄弊蹺而獲珠玉。”街亭敗後，有人勸他征兵再戰，以掩前失。諸葛亮不肯，而是如實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上表要求“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他教誡子弟“儉以養德”，自己首先切實行之，一生生活簡樸，官俸之外，不營私產。他曾上表劉禪，述其家中經濟狀況和終行儉樸的決心：“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及其死，“果如其言”。諸葛亮任相十五年，特別在劉備死後，他是實際上的蜀漢一號人物，那“收入”按是不低的。他卻將相當一部分用於撫育將士遺孤，自己和家人則生活得很是清儉。陳壽讚諸葛亮為“管蕭之亞匹”，如果就自奉節儉這方麵而言，管仲、蕭何根本不能同諸葛亮相比擬。管仲自少至老，既貪且奢，相齊以後富擬公室，生活僭越。蕭何強行賤買百姓田宅數千家，被告到劉邦處。像諸葛亮這樣，勳業蓋眾，位擬人主，卻持身極儉，實為其他名賢所莫及。諸葛亮持身正，治家也嚴，子孫皆有其忠賢清正之風，為世所歎慕。他因此比別的名相又多了一分人格魅力。比如唐代的五大名相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征，持身不可謂不正，治國不可為不賢，卻無一人沒出過敗家子。
諸葛亮主張“治世以大德，不以惠”，所謂“大德”，即執法公允。他治蜀期間，“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處死摯友馬謖，而擢拔降將王平；罷免同受托孤之命的李嚴，而重用郡衙吏何祗，無一不出以公心，無一不恪守國法。誠如張裔所“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諸葛亮治蜀，罰雖嚴而為政仁，蜀漢政治優於魏、吳，主要體現於此。陳壽敘述諸葛亮的政績，一則其“開誠心，布公道”，再則其“用心平而勸誡明”，歸根到底，所講的就是一個“仁”字。袁準論諸葛亮為政，稱其“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下震動而人心不憂。”講的還是一個“仁”字。而且不僅在國內仁，兵之所至，仁也隨焉。以蜀一區區國，八年間“無歲不征”比其大數倍強數倍的曹魏，人民的負擔是沉重的，國內卻安定祥和，不像魏和吳騷亂不斷，老百姓對諸葛亮的擁戴程度，可想而知。諸葛亮的仁政，在少數民族政策上表現尤為突出。南征之前，他即采用馬謖建議，確定了“服其心而已”的戰略方針。戰爭中，不多殺人，唯服其心。對首亂分子孟獲七擒七縱，終於使之感動，曰：“公，威也，南人不複反矣！”戰後，“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且不留兵。這種“以夷製夷”的政策，較之魏和吳純用武力征服和編管的辦法顯然進步許多，因此受到西南和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真誠擁護。諸葛亮死後，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人民一樣悲痛難抑。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諸葛亮堪稱中國古代仁政理想實踐的典範。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