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曆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的《大地的鍾聲》（阿蘭·科爾班：《大地的鍾聲：19世紀法國鄉村的音響狀況和感覺文化》，王斌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一書於2003年翻譯出版後在國內似乎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反響，第一版中誤將作者的名字Corbin拚作為Corbrn，雖然也許隻是編輯過程中一個校對或排版的小小錯誤，但也顯示了在出版之初就對該書的重視不足、了解不夠，而事實上它正是一本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新文化史著作。科爾班是年鑒學派第四代中與羅傑·夏蒂埃等齊名的曆史學家，他非常善於從人的感官入手挖掘其中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即他所聲稱的“感覺文化”（culture of n），有文化史研究者這樣評價科爾班的研究特點：“先從城市的味道、棉布的觸覺，到如今鄉鎮的鍾聲，這樣一路從嗅覺而觸覺，以及聽覺，可說捕捉感官成了這位史家的注冊商標。”（盧建榮：《新文化史的學術性格及其在台灣的發展》，《新史學·新文化史》第四輯，陳恒、耿相新主編，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45頁。）科爾班早年的著作《汙穢與芳香：氣味與法國的社會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即另辟蹊徑地從嗅覺的角度討論氣味與19世紀法國在城市建設中垃圾、汙水處理之間的聯係，氣味作為一種符號象征不僅成為一種文化想象，更在實踐中影響到現實的生活。
在《大地的鍾聲》中，科爾班進一步將這種感官文化的曆史考察移到了聽覺上。教堂的鍾和鍾聲曾經是歐洲中世紀至近代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在近代以後它的作用和對人們的影響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個主題在過去卻並沒有受到曆史學家的足夠重視，科爾班把鍾看作是一個認識過去曆史的“非常合適的研究對象”。他這樣寫道：“19世紀鄉村的鍾聲，在另一個時代則變成了噪音。人們曾用今天業已消失的情感係統去傾聽，去欣賞它。這鍾聲表明了人們與世界，與神聖的另一種關係，表明了人存在於時空並感受時空的另一種方式。解讀周圍的音響環境也進入了個人和集體身份的構建的過程。鍾聲構成一種語言，建立了一種慢慢瓦解的交流係統，它有規律地調節個體之間，生者和死者之間被遺忘的關係方式。它允許人們用各種今天已經消失的形式表達同在的歡騰與喜悅。”（阿蘭·科爾班：《大地的鍾聲：19世紀法國鄉村的音響狀況和感覺文化》，第6頁。）
於是，他選擇了這樣一個被遺忘和忽視的研究課題，通過新的視角發掘和運用了大量的有關史料，向讀者展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聲音的感官文化史。在法國大革命中，鍾和鍾聲作為一種舊製度和教權的象征，被新的法律明令禁止，許多教堂的鍾被拆除，敲鍾的次數大大減少，這在一些鄉村和城鎮引起了激烈的矛盾，甚至已經超越了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而上升為一場文化的衝突。科爾班指出，對於個人來說，鍾是農民“自我身份象征之一”；對於集體來說，由於鍾聲所傳達到的音響空間，“鍾造就了集體，或者可以說鍾造就了各集體的感官文化……19世紀，至少在鄉村，鍾聲構成了一個空間”（同上書，第77、103頁。）。此外，鍾聲還代表了時間、信仰、對死者的紀念、各種節日和儀式等，對於普通人而言，它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重要文化象征。同時，對於革命者和19世紀後其他新興力量來講，高高在上的鍾樓和它發出的聲音，又是一個應該要被打倒的潛在的敵人，科爾班以鍾為對象描繪了一個圍繞聲音而展開的文化史。曆史證明，鍾聲作為一種感官文化，它並不是被人為地消滅的，鍾聲的衰落是隨著19世紀後期以後各類感官文化的豐富、鍾聲的各種社會和文化功能的逐漸被取代，以及鄉村個體和集體身份的新象征的出現而漸漸發生的。
《大地的鍾聲》一書的譯者和編者也許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這本書作為新文化史或新一代年鑒史學所具有的代表性，但卻在無意間將它介紹到國內，使得中國的學者和讀者得以有機會直接地領略到了當代西方史學的學術前沿。當然，這並不是國內讀者最早接觸到的國外一流的新文化史研究作品，早在1997年，年鑒曆史學家勒華拉杜裏的名著《蒙塔尤》就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許明龍、馬勝利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它是在曆史學的文化轉向過程中具有標誌性的一部重要著作，這也應該是新文化史中譯的開端。此後，2001年，更早時期的一部名著，也是通常被看作是西方新文化史開山之作的英國曆史學家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也有了中文譯本。這些都反映了國內學界對新文化史的日漸關注，由於這兩本書的影響都比較大，從普通讀者到史學界對它們的了解和介紹都已相當充分，本書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論及，在此就不贅述了。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